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把權利監督權力真正落實到地

來源:通化市紀委市監委 發布時間:2016-10-31 15:31 字體顯示:

                     ——學習《關于新形勢下黨內政治生活若干準則》和《中國共產黨黨內監督條例》有感

   古往今來,“保境安民”始終是各級官員的首要職責。由于中國歷史深厚的中央集權傳統和歷史上政體“自上而下”的治理模式,地方官員能否恪盡職守,能否不折不扣地貫徹中央政府的治理意圖,踐行“執政為民”理念,在很大程度上決定著整個政治架構的治理水平。天下能否科學治理,政治能否清明健康,首先就是要看吏治工作的功效,也是能否把權利監督權力真正落實到地的關鍵之要。

      最近,萬眾矚目黨的十八屆六中全會通過了《關于新形勢下黨內政治生活若干準則》和《中國共產黨黨內監督條例》。尤其是新制定的黨內政治生活若干準則,可謂是焦點中的焦點。

黨的十八大以來,以習近平同志為核心的黨中央,堅持思想建黨和制度建黨緊密結合,集中整飭黨風,嚴厲懲治腐敗,全面從嚴治黨成就斐然,贏得黨心民心。這其中,制度建設的加強是一個重要方面,是“把權力關進制度籠子”的有力抓手。十八大以來,中央出臺或修訂的黨內法規已多達50多部。在這黨內法規的“制度矩陣”中,新出臺的新形勢下黨內政治生活若干準則,占據著非常重要地位。

       黨內政治生活的概念,最早來自毛澤東起草的1929年“古田會議決議”。其中在談到如何糾正黨內主觀主義錯誤時,毛澤東同志提出,“主要是教育黨員使黨員的思想和黨內的生活都政治化,科學化”。1980年黨的十一屆五中全會通過的《關于黨內政治生活的若干準則》,正式采用“黨內政治生活”概念。一般認為,廣義的黨內政治生活,是指黨內全部政治活動,包括黨內組織體系、黨內文化、黨內政治關系、黨內制度等內容;狹義的黨內政治生活,主要是指黨內的思想文化活動、黨內領導決策活動、黨內關系和黨內制度、黨內行為狀態等。黨內政治生活,是黨組織教育管理黨員和黨員進行黨性鍛煉的重要平臺。

  黨內政治生活是否正常,直接影響到黨的事業發展。黨內政治生活對領導班子而言,關乎能否民主科學決策和維系公信權威;對黨組織而言,關乎是否有凝聚力、向心力;對黨員而言,關乎能否發揮教育、改造、管理和監督作用;而對全黨而言,關乎能否統一步調、統一意志。如果黨內政治生活缺乏政治性、時代性、原則性和戰斗性,不經常、不認真、不嚴肅,庸俗化、隨意化、平淡化,就很容易出現習總書記所概括的“七個有之”之害。以往許多部門和地方出現各種問題尤其是腐敗問題,從黨內政治生活角度看,黨組織沒能有效開展健康嚴格的黨內政治生活是重要原因。

     新形勢下怎樣加強和規范黨內政治生活,把權利監督權力真正落實到地,黨的十八屆六中全會給出了答案,這就是“一個根本遵循”“四個路線”“四個著力”“六有政治局面”等明確要求,闡述了“重點”與“關鍵”,以及思想基礎、根本保證、重要目的等重要內容。下一步的任務,無疑是認真貫徹和落實,推動全面從嚴治黨從“寬松軟”走向“嚴緊硬”。

  有堅強的組織制度保障,權利監督權力能真正落實。歷史以往屢發的群體性事件,警示的就是官民矛盾引發的社會不穩定風險,也是警示著整肅吏治的緊迫。歷史經驗教訓值得注意,各級政府領導干部,一方面要強調不斷推進制度反腐,另一方面要堅定推行問責制度,使其不斷科學規范和民主化。《關于實行黨政領導干部問責的暫行規定》,明確了問責制直指決策嚴重失誤、監督不力、用人失察、對群體性事件處置不當等“七宗罪”,明確主張對黨政官員的問責一視同仁,這較之過去的問責工作實踐,新規在問責工作層面、適用范圍以及規定章程的明晰規范上,都有了質的飛躍。特別是新規將問責工作納入了法制化、制度化,引起了廣大人民群眾輿論等方面的廣泛關注。

      歷史以往表現的“權力無限大、責任無限小”的政治生態,導致了一個時期庸官、昏官、太平官層出不窮。能否把權利監督權力真正落實到地,不但要及時揭露和懲處腐敗等,關鍵是要把握好問責制的核心,要始終堅持“有權必有責”的權責對等,通過把權利監督權力真正落實到地,及時進行責任追究,給官員(公職人員)戴上“緊箍”,倒逼官員(公職人員)盡職盡責,防止官員(公職人員)濫權,從而避免發生激化官民矛盾,影響社會健康穩定,贏得廣大民眾的民心和支持,更是確保國家長治久安,社會健康穩定發展的一項重大制度性舉措。

  把權利監督權力真正落實到地。從某種意義上講,歷史上只有官員(公職人員)秉公敬法社會才能太平。在廣大人民群眾滿懷期待的同時,也必須清醒地認識到:近年來無論為遏制腐敗,還是為扭轉“政績觀”的偏差;無論為打造陽光政府,還是為保障公民權利,不僅中央高層從政治理念上反復宣示,還多次發布文件和條例,但實際效果仍不盡如人意,或在具體貫徹實施中變形走樣,或執行效力層層遞減。究其原因,“自上而下”的政令規定,除了剛性法紀約束,更須輔之以“自下而上”的監督,才能構成完整的制度鏈條。就問責制而言,2008年,以襄汾潰壩事故和三鹿問題奶粉事件為標志,“問責風暴’一度震撼官場。然而,進入2009年,人們發現,問責制尚缺少自動生效機制,往往視影響大小、民怨程度,依賴于自上而下的啟動。這些都表明,僅有“風暴”是遠遠不夠的。問責制要真正帶來政治文明的持續進步,不能寄望于“風暴”,而只能依靠進一步健全完善制度。

中央出臺新規是為問責的制度化、規范化、常態化鋪平了道路,進一步的推進,還需要加強來自人大、政協等體制監督,加強民眾、媒體等社會監督,通過全方位的監督,形成全方位的壓力,讓問責制超越問責本身,成為推進政治體制改革、建設政治文明的重要契機。

把“權利監督權力”落到實處。新聞輿論媒體是社會發展的“保健醫生”,新聞輿論媒體的保健功能就在于能夠及時依靠廣大人民群眾發現權力機體的病變,防微杜漸,避免養癰遺患。

 健康文明的社會,只有“保健醫生”與管理“緊箍咒”共同發揮作用,權力才能在其公民的權利面前馴服。這是健全責任監督問責制度的精髓,也是建設社會主義政治文明和法治社會的關鍵環節。

 

 

   撰稿:通化市紀委梁浩

責任編輯: 網站管理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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